2022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全国政协委员祝连庆倡导，向科研人员放开局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以便能作出更准确更片面的钻研结果，为关系部门的决策提供更迷信的依。理想上，不仅是人口普查数据，政府部门所把握的数据，只需有关国度秘密和公民团体隐衷，都应该地下，让更多人能够应用。

详尽、准确的原始数据对迷信钻研的关键性显而易见。

开展非法数据活动的组织最高能被判罚金额多少

若存在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人不依照法律法规，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发现数据安全缺陷、风险漏洞等风险，没有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以及窃取或者以非法方式获取数据等行为，将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可以处五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造成大量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 【法律依据】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数据安全与发展第三章 数据安全制度第四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第五章 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七章 附则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及其安全监管，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条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第四条维护数据安全，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第五条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数据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数据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数据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建立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第六条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及数据安全负责。 工业、电信、交通、金融、自然资源、卫生健康、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承担本行业、本领域数据安全监管职责。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 国家网信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 第七条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 第八条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国家支持开展数据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全社会的数据安全保护意识和水平，推动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个人等共同参与数据安全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数据安全和促进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十条_相关行业组织按照章程，依法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指导会员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提高数据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十一条国家积极开展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 第十二条任何个人、组织都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投诉、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投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数据安全与发展第十三条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促进数据安全，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第十四条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根据需要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第十五条国家支持开发利用数据提升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的需求，避免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第十六条国家支持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技术研究，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推广和商业创新，培育、发展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产品、产业体系。 第十七条_国家推进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数据开发利用技术、产品和数据安全相关标准。 国家支持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参与标准制定。 第十八条国家促进数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等服务的发展，支持数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等专业机构依法开展服务活动。 国家支持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有关专业机构等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防范、处置等方面开展协作。 第十九条国家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管理制度，规范数据交易行为，培育数据交易市场。 第二十条国家支持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开展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和数据安全相关教育和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和数据安全专业人才，促进人才交流。 第三章 数据安全制度第二十一条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根据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加强对重要数据的保护。 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确定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第二十二条国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 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数据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预警工作。 第二十三条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 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警示信息。 第二十四条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二十五条国家对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国际义务相关的属于管制物项的数据依法实施出口管制。 第二十六条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与数据和数据开发利用技术等有关的投资、贸易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第四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第二十七条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履行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第二十八条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以及研究开发数据新技术，应当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符合社会公德和伦理。 第二十九条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条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对其数据处理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处理的重要数据的种类、数量，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情况，面临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等。 第三十一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其他数据处理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当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 法律、行政法规对收集、使用数据的目的、范围有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目的和范围内收集、使用数据。 第三十三条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提供服务，应当要求数据提供方说明数据来源，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并留存审核、交易记录。 第三十四条_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提供数据处理相关服务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第三十五条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依法进行，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六条_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处理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关于提供数据的请求。 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 第五章 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第三十七条国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时效性，提升运用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三十八条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收集、使用数据，应当在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数据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三十九条_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保障政务数据安全。 第四十条_国家机关委托他人建设、维护电子政务系统，存储、加工政务数据，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并应当监督受托方履行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受托方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政务数据。 第四十一条国家机关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务数据。 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_国家制定政务数据开放目录，构建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政务数据开放平台，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利用。 第四十三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法定职责开展数据处理活动，适用本章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四十四条有关主管部门在履行数据安全监管职责中，发现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有关组织、个人进行约谈，并要求有关组织、个人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 第四十五条_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组织、个人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大量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并根据情况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_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未履行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_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拒不配合数据调取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批准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数据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履行数据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排除、限制竞争，或者损害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第五十三条开展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处理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统计、档案工作中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开展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活动，还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军事数据安全保护的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另行制定。 第五十五条本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我国电子政务阶段性成绩显著，但转型缓慢，问题是什么

随着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深入和发展，智慧政务在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应急职能方面作用愈发重要，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国家提出网络强国战略以来，加快智慧政务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为此，我国要深化智慧政务改革，不断适应新形势，谋划新思路，提出新理念，构建新模式，发掘新途径，满足新需求，打造新常态。 一、工程导向到问题导向智慧政务发展容易陷入误区：以工程建设为导向，认为简化审批、加快建设一大批信息化系统，就能较好地提高政府履职能力。 这种以工程为导向的建设模式，不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增强智慧政务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下，智慧政务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建立以需求为主导的建设机制。 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为目标，切实提高政府履职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智慧政务建设项目，有效提高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时效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分散建设到集约化建设长期以来，智慧政务建设中缺乏顶层设计，分散、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普遍存在。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区县级设有独立机房的部门平均比例分别为70%、32%、22%;省级、地市级、区县级政府网站分散建设的比例分别平均为78%、32%、30%。 智慧政务基础设施建设分散状况严重，粗放式的建设模式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给业务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带来各种困难。 因此，亟需切实加强智慧政务规划、建设、运营的统筹协调，加快实现从粗放式、低效能的分散建设，向集约化、高绩效的协同发展转变，从部门独立建设、自成体系，向跨部门跨区域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转变。 三、政府独导到社会共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 参与“治理”的主体包括了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是平等关系。 “社会治理”弥补了“社会管理”内涵的局限，使社会治理体制得以创新和拓展。 智慧政务是社会治理模式的信息化反映，智慧政务建设模式要始终适用于、服务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动和演化。 1、规范社会共建机制，打造以政府主导为一体，企业和社会广泛参与为两翼的社会共治模式。 2、规范监督和保障机制，规范参与方的权、责、利。 3、鼓励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加快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厘清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快促进政府独导到社会共治模式的转变。 四、由数据割据到数据开放共享据统计，政府拥有社会信息资源总量的80%之多，但有关部门调研的38个部委涉及的80个专网里，实现横向交互的比例尚不及0.1%。 这对数据尴尬刻画了目前政府数据共享面临的数据壁垒日益加重之窘境：政务业务数据成指数量级增长，但由于各业务系统技术标准、开发环境、系统架构等存在巨大差异，客观上对政府部门数据共享造成了技术屏障。 大数据时代，要彻底消除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羁绊，1、开放数据。 要尽快规划政府数据开放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推进开放数据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 2、落实数据共享机制，明确数据共享的权、责、利，根据“一数一源”原则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鲜活性、权威性。 3、加快制定应用规范和技术标准，借助信息技术和手段打通各异构业务系统。 五、数据支撑到辅助领导决策从发展历程看，中国智慧政务经历了办公自动化、系列“金字”工程、政府上网到“三网一库”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智慧政务的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电子口岸、社会信用、食品和药品监管、应急指挥、智能交通、环境保护、安全监管等重点信息系统项目不断展开研究、设计、立项和建设工作。 这些信息系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部门内部办公、管理和协调，但如何有效整合利用有关业务系统和各部门的相关信息资源，完善综合分析、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等业务应用系统，为领导决策指挥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在大数据时代已日显迫切。 当下，这些信息系统需要通过整合智慧政务网络，以提高应用水平、发挥系统效能为重点，深化智慧政务应用，推动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智慧政务辅助领导决策体系，提高政府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能力，加速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化辅助决策的进程。 六、履行政府职能转向提供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智慧政务建设主要是从政府内部需求角度推进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方便监管，对民众需求的考虑显然不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过智慧政务建设，打造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政务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创新优化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将公共服务电子化，使智慧政务由流程规范化自动化，提高服务效率，转变为有效为社会公众提供最终交付品，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有效提高服务效能和水平。 七、传统模式到新兴形态作为新兴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潜在的价值逐渐得到挖掘，关注度不断得以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大力推进国家智慧政务建设，推动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和在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加强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智慧政务公共服务体系。 工信部在2013年已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目前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划也已经启动。 未来发展中，智慧政务应继续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借助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进一步扩展政务信息来源，构建异构信息资源整合方式，提高政务信息化资源利用效能，深化业务应用，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 八、核心技术设备国产化目前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逐渐完善，但是整体来看，国产设备占有率低，核心设备差距明显，潜在的战略风险、数据泄漏风险和情报监控风险，严重威胁着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棱镜门”事件之后，信息安全被提升到了重要高度，“去IOE”成为多个领域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智慧政务设备国产化的帷幕正式全面拉开，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信息技术攻关有望加速，应用牵引、平台重构、分阶段实施的国产化新思路将全面铺开。 金鹏信息电子政务解决方案

「我不是说过了吗」列入政务服务禁用语，你觉得还有哪些语言需要改善？

在服务过程中，不能使用“我不是说过了吗”等语言被写进了规范。 这几年国家特别重视政务服务窗口的服务水平的改善，这是一件好事情。 虽然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不如意的地方，但总体感觉窗口服务水平改善明显。 窗口服务是否要有服务禁用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如果说禁用语，太多了，我们无法穷尽。 比如违法、违纪的话不能说，骂人的脏话不能说，怼人的话不能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所有这些不能讲的话都罗列出来，能够写一本厚厚的书，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因此很多人、专家认为不应该有禁用语一说，我们就规范应该怎么做，怎么说就好了，不需要告诉窗口服务人员不能说什么。 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实质大谬也。 首先，操作规范的流程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服务环节，同样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和场景，因此，无论多么好、多么完善的规范都会有死角，都会有覆盖不到的地方，这就需要服务人员的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做好服务和解释工作，如果完全机械的按照规范操作，不给窗口服务人员一点主动服务的空间是做不好服务的。 其次，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特点，长期会形成一种本行业的特定的词汇和语言环境，这些词汇和语言种常常有一些服务人员已经无感，但是非常不合适、不文明、甚至伤人的语言，因此，需要根据行业自身的特定的语言环境做出禁止用语的规范。 同时，不要把禁止性用语扩大到本行业的语言环境之外，也不要对本行业用语无限联想，因此，只对本行业自身的特定的语言环境已经形成的常用语做出禁止性用语的规范也是可行的，可操作的。 只推出本行业的禁止性用语并不代表可以说违法的语言，也不是代表可以骂人。 最后，由于禁止性用语常常是变化的，建议在规范中应该做一些灵活的规定。 比如，具体禁止性用语应该由相关部门定期、不定期的在网站或者其他合适的地方做出列示，这样更灵活，更有操作性，效果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