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春运，东莞有了些许变动。这座经过外来劳工待业积攒起产业资本的珠三角市区，以制作业为“当家”之本，吸引了包含台资在内的港澳台资本的投资。正因如此，外来待业人员，或许说“新莞人”，在春运时期如燕子般回巢，是东莞春运过去的常态。而以后出现的新常态是，更多的东莞人正在春运时期从当地回到东莞过年，包含笔者故乡所在的东莞市石龙镇（尤其是东莞站坐落于石龙镇）。何以致此？

广东东莞。（新华社/图）

“返莞过年”源于产业转移对东莞人口迁徙流向的影响

在革新放开至今的四十余年里，东莞不时以其土地、劳能源要素的富余而充沛地施展了其制作业汇集地的比拟长处。正因如此，东莞休息密集型的产业使其吸引了少量的外来待业人员，使得东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座“流动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市区。这也反映在教育疑问上，即东莞民办教育的崛起。假设没有少量外来待业人员子女的退学需求，且本地公立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些具备冲击性的教育需求，东莞民办教育也无法能办得如此杰出，降生出东华中学、黑暗中学这一类在珠三角地域较为出名的民办学校。

假设没有制作业，这座市区的经济开展门路是无法构想的。因此，东莞经济受惠于制作业带来的人口汇聚效应——东莞的服务业直接受惠于外来待业人员汇聚的休息密集型制作业，而教育无疑也是服务业的一种。

而正是在2023年，媒体宽泛报道了所谓“东莞失速”的现象。作为制作业市区，东莞2023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在全国万亿GDP市区中排名倒数第一。中国资讯周刊的报道指出，工业承压、外贸增速放缓是东莞经济“失速”的主因。

固然，外贸增速放缓也有必定影响，但东莞制作业面临的困境所造成的产业转移或许是更为关键的要素，这也间接影响到了东莞人口迁徙的流向。笔者经调研发现

外向型经济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近几年却逐渐失去了台商的青睐，分析其原因。

从台湾到珠三角，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从长三角到中国内地的各个地方，随着大陆经济热点的变化，台商在大陆投资兴业的脚步也在不断转移和调整。 尤其在近年，台资沿东南海岸曲线“北进”似乎已成趋势。 同时，内地地区政府也频频出台各项措施吸引台商投资。 随着沿海地区对于相关各项优惠政策的回收，以及电力、原料、劳动力在某些地区的天然优势，内陆地区对台商吸引力不断提升。 此外，内陆地区工资成本仅为沿海地区的三成到一半，这也是越来越多台商趋向内陆地区投资的原因。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前“行政院长”萧万长力挺台商向广西等泛珠三角经济区腹地发展。 萧万长表示，越是后发的地区机遇越多，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台商将从中获益良多。 对于在广东台商未来投资走向，是否随着珠三角资本市场、资源的基本饱和和投资成本的提高，台商已打算放弃珠三角阵地？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台企大规模向外迁移的现象。 ”东莞台商协会负责人赵维南就此表示。 虽然有台商北迁，但这是经过长年积累的再扩张。 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也表示，“北迁”现象不是放弃，而是进一步加固珠三角这个阵地。 目前，珠三角地区仍是台商投资综合获利最好的一个地区，近九成的企业都处于盈利状态。 据分析，一般规模的制造厂若要从东莞或深圳整体搬迁到两千公里外的地区，其成本虽然可以从内陆地区的地价和房价上抵消，但购买原材料、配件和外销产品的运费却因此猛涨。 而珠三角产业集中、成熟，在原料、配件的采购方面具有相当优势。 业内专家称，台商喜欢抱团群居的特性让他们易于结成卫星体系结构，形成分工明确的合作网，相互间构成原料、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的供应体系。 由于对此供应链的依赖，体系内的台商都不会轻易离开链条单飞发展。 然而，随着内陆地区的发展，它与珠三角吸引台商投资的竞争会愈演愈烈。 对于珠三角今后如何为投资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黄明智表示，对台商而言，土地、劳动力、税收都不是决定性因素，软环境才是吸引投资的关键。 相关专家也认为，珠三角地区环境因素应被重视，在自然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劳工等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时，政府作用和效率、市场机制、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在投资者看来是重中之重。 随着沿海地区对于相关各项优惠政策的回收，以及电力、原料、劳动力在某些地区的天然优势，珠江三角洲对外商吸引力不断提升。 如一般规模的制造厂若要从东莞或深圳整体搬迁到两千公里外的地区，其成本虽然可以从内陆地区的地价和房价上抵消，但购买原材料、配件和外销产品的运费却因此猛涨。 而珠三角产业集中、成熟，在原料、配件的采购方面具有相当优势。 珠三角易于结成卫星体系结构，形成分工明确的合作网，相互间构成原料、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的供应体系。 由于对此供应链的依赖，体系内的外商都不会轻易离开链条单飞发展。 珠三角在自然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劳工等初级生产要素、政府作用和效率、市场机制、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在不断的提高。

长三角和珠三角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长三角的人口吸引力被珠三角赶超？为什么长三角有着强劲的民营经济基础和更大上市公司基数，在催生大品牌上却不如珠三角？在笔者看来，长三角相较珠三角，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差距。 1、产业结构传统，新兴产业占比相对低近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再次将珠三角推到风口浪尖。 但这也再次验证了一个事实，在通信、电子等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固然在技术上还有颇多短板，在价值链条上所处地位并无绝对优势，但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在生产环节的完整性上，在全球范围都有极大的独特性。 在港股、美股上市的公司大部分是在国内上市存在技术障碍的企业，因而区域内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更可体现一个区域整体的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发展水平，我们不妨对粤九市和长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就可验证一个事实——长三角经济结构较珠三角更重，更传统。 这其实也是近年来深圳快速拉大和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的差距的重要原因，电子、通信等新兴产业在珠三角产值中占比较高，而苏南则更依赖传统重工业和化工业。 我们对长三角和粤九市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 按照同花顺的分类标准，长三角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如下：我们看到机械和化工两个行业高居前两位，占比分别达到20%和11%，然后是信息服务和交运设备。 在交运设备这一类型的73家上市公司中，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就有59家。 电子、信息设备（包括通信设备在内）、家电等粤九市强势的行业，在长三角的存在感都不高。 上图则是粤九市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排在第一位的电子，在长三角只排在第六位；排在第二位的机械，在长三角排第一，第三位和长三角相同，都是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软件和传媒），第四位的就是信息设备，而这一项在长三角排在第十四位。 当我们把粤九市和长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分行业占比数据放在一起来看，这种对照就更清晰。 最右侧的一列，是粤九市占比和长三角占比的比值，比值越高，说明粤九市在这个行业上相对长三角的优势越明显。 比值越低，则说明粤九市在这个行业上的产业规模和头部企业逊于长三角。 在电子和信息设备方面，粤九市占比几乎都接近长三角的三倍。 在A股上市公司不到长三角六成的情况下，粤九市的电子、信息设备两个细分行业的上市公司绝对数都高于长三角。 （电子行业，粤九市93家长三角60家；信息设备，粤九市44家，长三角29家）。 轻工和家电也是粤九市具有明显优势的行业，这也符合大众的观感和认知，在生产直接面向消费者的C端产品方面，珠三角的品牌效应远强于长三角。 再来看长三角明显有优势的，首要的就是机械、化工和汽车零部件，这三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占到长三角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5%，而在粤九市这一占比还不到20%。 除了化工以外，冶金、军工等偏重的行业也是长三角领先。 粤九市上市公司里没有一家做钢铁或采掘的，而在长三角上市公司中，这两个门类的尚有13家。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更新兴，也更2C，家电、数码等产品大量都直接面对消费者；而长三角的制造业相对传统，也更加2B，机械、化工等产品更多面向供应链上游。 但应当承认的是，虽然更多生产中间商品或是生产最终产品，并非决定产业层次的主要标准。 但单就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珠三角的电子、通信、家电等产业，总体上的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都较长三角具优势的冶金、化工等传统偏重产业更高，是不争的事实。 长三角向来以民营经济活跃著称，尤其是浙江。 但不能不承认地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中国民营企业的技术投入整体有限，产业升级的路途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深圳的华强北，十多年前以山寨著称。 而现在深圳的电子工业能力，已经到全球都不可小觑的程度，这和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对全球市场的融入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大量外资企业、港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在深圳和珠三角的投资，珠三角的工业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 正是基于这种快速提升的工业能力，珠三角才反过来成为电子、通信等新兴工业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区域，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工业基础设施反哺了中国本土新兴工业的兴起。 所以，深圳民营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和外资包括港澳台资本的大量涌入是分不开的。 然而，长三角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外资进入长三角的桥头堡是上海，主打的是“买办”型的商贸和服务业，这使得在上海这个局部，外资和中资在争抢人才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效应，而在产业链上却缺少向深圳那样的正面拉动力。 苏南在招商引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中新工业园区、昆山的台资企业产业链，都是典例。 但苏州和深圳相较，没有发展出和加工贸易产业高度契合的本土电子工业链条。 而浙江方面，虽然国资和外资力量都比较弱，因而本土民营经济显得更加兴旺。 但浙江大多数本土民营企业，在产业升级上的意愿都不高。 加大技术投入，对民营企业而言存在不低的门槛。 中国大多数本土民营企业都以传统行业起家，最初的技术含量都不高，如要向更高端领域转型，投入甚巨。 它们既不是本身具有技术优势可以靠专利销售赚钱的百年老店，在中国的融资环境下又很难得到真正支持长远创新发展的资本来源，加之企业本身面临的综合营商成本和激烈市场竞争，利润本就稀薄，更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研发投入（研发投入有高度不确定性），往往深陷二流产业的路径依赖。 对多数传行业的民营企业而言，转型成真正的技术驱动型企业是极难的，它们所处的行业本身及其竞争格局，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人才战略和人力资源储备等等，都决定了这样的企业在维持传统主业的同时，宁可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做多元化扩张，而不是向高新技术方面延伸。 而这，正是长三角民营经济相对蓬勃背后不能不面对的困境，亦是长三角相对珠三角的劣势。 2、区域开放性弱于珠三角如果要讨论中国营商环境最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是哪里？长三角和珠三角可以一战，尤其是浙江，肯定不会输给珠三角。 但是，要论中国哪个地区最开放，最欢迎外地人？这个答案几乎无可争议，那就是珠三角。 日前，广州终于取消了对本科以上非应届大学生的落户限制。 这意味着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已经可以在全国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所有城市自由流动。 然而，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最强、枢纽地位最显著、就业机会最多城市的上海，却仍然不可能完全放开户籍管制。 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前整饬老校门一直以来，上海对本地高校和非本地高校毕业生的落户政策一直有差异。 虽然近年来打了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生可无条件落户的补丁，但两校毕业生规模毕竟有限，仍然改变不了本地高校学生和外地高校学生在落户政策上整体的不平衡。 相较于北京，上海高校的本地生比例本来就高，对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倾斜政策，固然让沪上高校毕业生在上海落脚更加容易，但却影响了外地高校毕业生来沪的意愿。 政策上的倾斜，情感上的惯性，乃至上海就业单位中天然的校友网络效应差别，都是对外地高校毕业生不友好的因素。 北京、武汉等高校不留本地的大学生，最大的流向都是深圳和广州，而非上海，这无疑也将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长期竞争的天平。 更重要的是，政策倾斜之下，上海用人单位在情感上“江浙沪毕业生优先”的巨大惯性，其实对这个长三角地区产生了外溢效应。 和北京、广东相较，长三角用人单位对本区域高校的青睐程度是最高的。 固然有一些本地人认可这样的安排，但这对于长三角扩大在全国范围的吸引力，并保持长期竞争力，显然是极不利的。 反观珠三角，虽然本土的高等教育资源远不如长三角，但一直备受外地人才垂青。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武汉，现在武汉已经有120万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最主要的流向就是珠三角。 深圳虽然没有本土的985大学，但它是中国绝大多数985大学毕业生排名前三的就业目的地。 3、高度依赖上海单一中心缺少多中心谈到开放性，就不能不提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体系的差异。 观察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城市2018年的人口净流入情况，长三角的确不容乐观。 苏州，长三角人口和经济第二大市。 2018年常住人口只增加了3.77万，无锡更惨，只有2.15万。 长三角十五市2018年新增常住人口的总和90.15万，比深圳、广州两市之和还少三千。 城市经济是质和量的双重比拼。 即以广州和杭州的比较而言，广州固然存在民营经济不如杭州发达，上市公司家数不如杭州，缺少顶尖本土品牌等劣势，但广州的区域门户地位仍然使它拥有远超过杭州的经济和人口体量，这种体量上的优势，使其可以更大限度地吸纳外来人口。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城市等级体系上最明显的差异在于，珠三角是多中心的。 广州、深圳、香港，三座城市经济体量近似，分别在商贸物流、科技、金融等不同领域具有全国甚至亚太区域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长三角只有一个门户城市，就是上海。 杭州、南京、苏州和上海相较，在城市功能和地位上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杭州虽有互联网和本土民营经济两个相对上海的长板，但整体不具备门户功能，金融、航运、交通、物流、高端专业服务等领域功能仍不完善，只有上海才可以满足其需求。 我曾在《杭州的崛起，其实是上海的最大幸运》中指，上海和杭州不同于广州、深圳，两地完全只有互补性，没有竞争性，所以杭州的兴起对上海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杭州和上海之间缺乏竞争的根本原因，还是上海的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远远优于杭州，和后者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所以杭州不可能对上海形成整体性的挑战。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缺少上海之外的第二个门户城市和区域性中心，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解决的一个真问题。 广州和深圳固然存在一定竞争关系，但深圳相对地位的升高和广州相对地位的下降，并不是广深竞争的结果，而是产业变迁所致。 （参见《广东没有对不起广州，广州也没有做错什么》）没有深圳近年来的高歌猛进，更多依赖传统国有企业、汽车加工制造、传统外资快消等行业的广州，其相对地位也会下降（广州许多传统优势行业如快消、文化、传媒的主要外移方向本身也是上海、北京，而非深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深圳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反而做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基础，腾讯等深圳企业在广州的投资，就是对广州的一种反哺。 表面上看广州和深圳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竞争，但总体来说深圳的发展对广州的正面效应显然更大。 上海要好，就需要在旁边有一个深圳之于广州式的存在。 如今的杭州、南京、苏州，在城市功能的综合性上都完全不能和广州、深圳中任一相比。 仍以我之前引用过的城市三产增加值为例，2018年杭州和南京两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才刚刚等于广州市。 杭州、南京在城市规模、城市能级上和广州的明显差距，不仅影响它们自身的发展，更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潜在隐忧。 广州、杭州、南京、苏州这几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差别总体不大，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上市公司家数等指标，并没有数量级上的差异。 但广州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让它获得的巨大磁石效应，则是杭宁苏三市完全不具备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广东省户籍本身缺少直辖市户籍上的种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的附加值，广东一直奉行相当开放的落户制度，这进一步推高了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长。 然而因为多种原因，上海当前不可能放开户籍，还要对常住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管控，如果不能让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形成重要的全国性资源集散地和重要的区域门户，就只能让许多可能进入长三角的潜在人口流向珠三角。 珠三角的人才政策令人瞩目。 昨天（26日）深圳副市长王立新公开表示，深圳将实施财政部、国税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31号文），对紧缺人才的边际税率由45%降至15%，深圳地方政府会帮助这类人才补齐税收。 珠三角在吸引人才上的饥渴和突出的政策力度，应对长三角有镜鉴意义。 4、经济密度偏低影响容纳能力衡量现代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密度。 相较于珠三角，长三角的人口密度明显较低，在聚集创造价值的条件下，较低的人口密度也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密度（单位面积创造的GDP）。 我们来看上面这个表。 中间有长三角、粤九市和珠三角总（含港澳）的人口和经济密度对比，看起来似乎长三角和粤九市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的肇庆、江门、惠州三市面积大而人口少拉下来的，就长三角核心城市和珠三角核心城市来看，左边的长三角城市的经济密度，远远低于珠三角。 杭州、宁波域内山区面积大，人口密度相对低，和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可比性。 但苏南的南京、苏州、无锡，人口和经济密度也远远低于珠三角。 宁苏锡三市中经济密度最高的无锡，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也只有2.47亿，不仅远低于广深，还不如佛山（佛山每平方公里的GDP有2.56亿）。 相较于经济密度更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意味着在同样的面积内，创造的产值相对低，产生的就业机会也相对少。 人们的通勤活动受到物理限制，意味着城市不可能无限度扩张，一个城市的经济密度低，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就相对弱。 看多长三角者曾经提出一个概念，上海和苏州连为一体，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经济体。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和苏州这两座城市的密度，相较于珠三角核心区也并不高。 上海和苏州面积之和达到1.48万平方公里，超过广州、东莞、深圳或广州、佛山、东莞这两种组合。 须知，穗莞深这三个城市的总面积只有1.19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从空间上来看穗莞深比沪苏还要致密得多。 因此，无论是人均GDP、经济密度还是人口密度，穗莞深都强于沪苏。 即按穗佛莞计，虽然广州龙头地位不如上海，莞佛和苏州类似也属工业城市，但仍难分伯仲，人均GDP、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仅比沪苏略低，大体仍在一个数量级。 数据验证人们最直观的的感受。 在珠三角，城市之间真的是完全被连为一体的连绵状态，在穗、深、佛、莞之间穿梭，几乎已经没有农田了；而在长三角，城市与城市之间，大片的农田仍然存在。 广东和江苏曾经紧咬GDP的数字，但现在江苏渐被广东抛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江苏城市密度较低，苏州、南京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有限，对外来人口承载力低，自然吸引力也差。 上图是部分城市过去5年的新增常住人口数量。 在长三角“一枝独秀”的杭州，在过去5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仍然不及深圳、成都和广州任一城市的一半，仅与郑州大体相当。 而南京、苏州在过去五年人口增长竟几乎趋于停滞。 2013年年末时，苏州常住人口只比深圳少5万人，而到2018年年末，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了230万。 平心而论，苏州“1+4”模式中中心城区经济体量小，对外吸引力弱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 （参见《苏州为什么要打修机场的算盘》）5、缺少“城中村”，致普通劳动者生活成本高企走在长三角都市的街头，和在珠三角感受很不一样。 普遍而言，长三角城市更有秩序感，更光鲜，更整洁。 但这未必全然是好事。 深圳三分之二的常住人口是尚未落户的外来产业工人群体（参见《香港的今天，会不会是深圳的明天？》），在深圳极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之下，为何还能集聚将近一千万人的产业工人群体。 秘密很简单——城中村。 深圳在关内关外有1427个城中村，占全市面积的六分之一，深圳有半数常住居民居住于此。 深圳市政管理者一度想对城中村进行拆迁，然而最后选择的方案是“改造”，即在保留城中村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优化。 水至清则无鱼。 深圳市深知，如果没有了城中村这样的低成本生活空间，深圳就无法维持当下这样庞大而完整的工业化链条。 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出现在深圳，在广州主要的工业区（番禺、黄埔、白云），以及佛山、东莞等地，城中村普遍存在，构成最适合外来打工者的居住空间。 而在长三角，这样的城中村、城边村要少得多。 2018年一年，长三角和珠三角新增常住人口整整60万的差值，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此。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工人都是“包吃住”的，公司都有宿舍，有没有“城中村”没关系。 这样的认知也失之片面，首先不是所有用人单位都有宿舍；另一方面产业工人或餐饮等行业的一般从业者，工作灵活性极大，常有变动空间；外卖、快递等行业用人关系松散其员工也需要住地；城中村本身即是一完整服务业生态……凡此种种，皆可印证城中村对经济活力的不可或缺。 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在城市规范治理方面无疑是全国各区域中的翘楚。 然而，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不仅需要秩序，也需要适度的“乱”带来的烟火气。 任何一个地区不可能脱离所谓“DIduan人口”来实现经济的高端化，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依赖工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大国，城市不仅要为大学生创造机会，也要为普通的产业工人提供更多低成本的生活空间。 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应该多学习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经验。 写在后面：我住在杭州，之前也在广州生活过，长三角和珠三角，于我而言都是熟悉的。 作为一个新杭州人，我一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坚定支持者。 江南人文渊薮，风景旖旎。 从宋代到1949年之前，长三角一直是中国绝对且唯一的经济核心区。 1949年以后，香港异军突起，广东又得率先开放的风气之先，才渐渐形成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并峙之势。 然而，即按经济总量计，广东超过江苏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 杭州钱江新城论腹地条件、历史积淀；论科教实力、商贾传统，长三角皆在珠三角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今天的长三角远未将其优势充分激发，亦是不争的事实。 相较珠三角，长三角有着更明显的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在开放性和灵活性上亦显不足，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在过去几年广东和江苏总量差距的持续拉大上，也反映在长三角相对珠三角甚至内陆地区的人才和人口吸引力持续下降上。 过去五年，南京和苏州常住人口的增量之和，居然只有郑州的45%，成都的2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数字可以用“怵目惊心”来形容。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这句民谚，而今依然响亮，这就是广东在全国人民心中建立的强大的“品牌心智”。 对今天的长三角而言，擦亮宜业宜居的金字招牌，仍然是头等大事。 长三角永远是一片值得祝福的土地。 认清自己的坐标，才能走得更远。

广东“富可敌国”，财政为何面临新烦恼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2021年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33年稳居全国第一，已赶超韩国和俄罗斯，体量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相应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突破1.4万亿元，在全国31省市区中遥遥领先。与其他省份比，广东的财政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对中央净贡献大、省内区域财政分化严重、省级财政相对集权、财政收入质量高、税源相对聚集在主导行业、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债务风险低、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展但财政体制迥异等。

广东的经济和财政发展离不开全球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环境，广东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对其财政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一是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摩擦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低迷，势必影响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广东财政收入。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房地产繁荣转向 科技 和制造强国时代，广东虽然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总体依赖度不高，但土地出让收入贡献的收入绝对额以及部分城市如广州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度较高，意味着房地产进入下行期将冲击广东尤其是部分地市的可支配财力，加大省级政府调控压力。三是都市圈城市群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推进，人口持续流入广东，产生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中央要求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体制，将对广东财政支出产生明显压力，民生社保需求上升将对部分地市产生较大压力，区县财政运转需大量的上级转移支付。四是推动 科技 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能源安全，无不需要财政支出的强力支持。五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广东相较东部其他省份而言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作为优秀的“排头兵”的广东，固然拥有财力雄厚的总量优势，但在未来面临一系列财政收支矛盾和难题。

短期来看，“开源节流”、“抽肥补瘦”是静态思维下解决收支矛盾和区域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但是，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城市间简单的绝对平均，不是消除区域间的差异，而是缩小区域间的人均发展差距，不能以牺牲经济总体增长为代价来追求区域均衡。从中长期来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是治本之策。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广东财政统筹力度与效率，推动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粤东西北部分市县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依据比较优势，变“极化效应”为“扩散效应”。广东需依据自然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财政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引导作用，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一、广东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经济决定税基并深刻影响财政收入。地方财政形势尤其是城市、区县财政不仅与宏观经济总量、中观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还受到微观企业主体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最新的《中国税务年鉴》《广东税务年鉴》分析广东省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可以得到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广东省对中央财政净贡献位居全国首位。采用地方创造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中央支出-地区接受的中央返还性收入来衡量地方对中央财政净贡献。2019年广东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领跑全国，达到8307亿元，高于上海（8202亿元）、北京（7310亿元）、江苏（4091亿元）、浙江（3274亿元）、山东（2152亿元）、天津（2136亿元）、福建（427亿元）、辽宁（67亿元）等省份，其余省份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

第二，从省内财政体制来看，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省级财政掌控一定财力用于统筹均衡，故省本级收入占比较其他省份偏高，市县留存收入占比偏低，属于相对集权型的地方财政体制。在分税体制下，广东各地市（除深圳外）要与中央、广东省分税，如增值税在中央、省、市的分配比例分别为50%、2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中央、省级、市的分配比例为60%、20%、20%。深圳实施计划单列市财政管理体制，享受省级财政税收管理权限，主要与中央财政挂钩，与中央分税，并接受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同属东部地区的浙江，省内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税收分配向市县倾斜，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中央、省级、市的分配比例为60%、0%、40%（即省不参与分成）。在广东省加大省级财政统筹力度的背景下，2019年广东省省本级、市本级、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26.0%、40.5%和33.5%，其中省本级收入占全省收入比重显著高于江苏省本级的2.2%、浙江省本级的4.9%和福建的10.1%等，与贵州的25.4%、陕西的27.6%和甘肃的27.8%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次分配后，省、市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财力下沉到县级政府。

从支出端来看，县级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2019年广东省省本级、市本级、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8.2%、36.5%和55.3%。从支出结构看，除在各级政府占比均偏高的教育支出外，广东省本级在公共安全上的支出占比最高，达到20.9%；市本级以城乡社区、一般公共服务等基建和保运转支出为主，县级政府城乡社区支出和 社会 保障支出占比较高。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制造业、房地产、批发零售和金融业4个行业贡献了八成左右。2019年广东省三次产业创造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为0.1%、37.3%和62.6%，第三产业成为主要的税收来源。相对而言，深圳的税源结构与广东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占比达到81.8%，较全省（不含深圳）平均高出29.4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对深圳的税收贡献最大，达到26.5%，高出全省（不含深圳）平均20.2个百分点，与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在深圳有关。

具体从工业行业创造的税收来看，广东税源分布整体呈现“小聚集”的特点，与地市行业分布高度相关。珠三角9市的制造业发展各有特色，对税收贡献较大。例如广州的 汽车 、化工制造业，珠海、佛山、中山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深圳、东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茂名、湛江为代表的粤西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对税收的贡献较大。粤东地区批发和零售较为发达，汕头、揭阳、汕尾以传统轻工业出口为主，纺织服装和服饰业占比较高。粤北地区经济增长较多依赖烟草、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导致税源结构相对单一。以梅州为例，2019年传统支柱行业中烟草制品业、房地产以及建筑业合计缴纳税款105.7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达到52%。

第四，从微观主体来看，广东民营经济活跃，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超1.36万亿元，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广东省税收比重达57.5%。这主要得益于广东省经济活力较强，优质民营企业数量领先、经营规模居全国榜首。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统计口径不含外资控股企业）增加值达5.89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54.6%。2018年广东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创新成果来自民企，80%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民企。

二、2021年广东财政形势：总量全国领先，区域分化严重

第一，广东省财政收入总量规模较大，但省内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财税表现差异较大，分化严重。2021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突破1.4万亿元大关，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7%，连续31年稳居位居全国首位。省内第1名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突破4000亿，占全省的30.2%，最后一名潮州刚突破50亿元，深圳财政收入规模是潮州的82.2倍。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第一名的深圳（元/人）是最后一名揭阳（1326元/人）的16.5倍。从区县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的区县有13个，均集中在广深佛三市，深圳6个、广州4个、佛山3个。其中，深圳南山区以361亿元的规模排名第一，为最后一名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172倍。

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广东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提高，而珠三角地区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粤北地区对非税收收入依赖性较高。2021年广东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8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财政收入质量最好，其中东莞2021年税收收入占比达到82.2%。粤东、粤西、粤北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分别为64.7%、60.6%和60.3%，其中位于粤北的云浮（50%）财政质量最低。

第二，财政自给率区域分化明显，非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较差，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除肇庆外，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均在50%以上，深圳（93.2%）、东莞（88%）、佛山（77.6%）位列全省前三，肇庆财政自给率水平最低，但也有36.9%。其他非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率水平均低于36%，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其中，汕尾（18.8%）、梅州（21.4%）、揭阳（21.5%）、河源（24.4%）、潮州（24.7%）6市财政自给率较低。其中，揭阳市揭西县财政自给率低至9.1%。

第三，珠三角核心城市由于人口持续流入、城镇化率较高、房价地价较高等原因导致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较高，但整体来看广东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高。从规模看，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政府性基金收入排名全省前五，分别为2388.6、1373.7、1163.5、702.2和531.7亿元；其余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较小，其中云浮收入规模最低，仅24.8亿元，第一名广州是云浮的96倍。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似衡量广东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汕头、佛山、广州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分别达到60.6%、59.1%和56.5%，而深圳最低，仅有24.4%。

第四，2021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2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但广东省经济体量较大，其负债率仅有16.5%，远低于国际警戒线60%，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倒数第2名，总体偿债压力不大。珠三角地区债务规模普遍较高，广佛深莞四城债务规模均在千亿元之上，其中广州以3727.7亿元位居榜首，占全省债务总规模的比重接近五分之一。粤西、粤北城市债务余额普遍在400-700亿元间，其中湛江债务规模较大，达到699.5亿元。粤东地区除汕头（628.4亿元）外，债务规模普遍较小，汕尾、揭阳、潮州均不足400亿元。同时，广东省已如期完成存量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无隐性债务省份。

第五，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珠三角城市虽然债务规模较大，但负债率反而普遍较低；粤北城市负债率水平普遍较高，债务压力较重。深圳（4.6%）、东莞（10.1%）、广州（13.2%）、中山（14.7%）等珠三角城市济发展逐步摆脱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对债务依赖性较低，偿债压力较轻。相较而言，粤北5市负债率均在30%以上，其中最高的梅州达到47.4%，全省负债率最高的10个区县中梅州占6个。粤东西北等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的市县债务风险较大。

三、推动广东省区域平衡发展

一是树立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发展策略的基本认识。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的绝对平均，不是消除区域间的差异，而是缩小区域间的人均发展差距，不能以牺牲经济总体增长为代价来追求区域均衡，而应在发展中增强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加强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鼓励三次分配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二是从财政体制改革出发，推动省、市、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当前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与民生领域刚性支出不减将导致广东省部分地市财政压力加大，应进一步加强广东财政统筹力度与效率，推动财政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粤东西北部分市县财政风险。

第一，加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统筹比例向北部生态发展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倾斜，率先在北部生态发展区实现基础教育、公共卫生、 社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承担，并逐步扩展到沿海经济带。

第二，上级财政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增加县级的基本财力，由县级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统筹使用，更好地投入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领域。

第三，充分发挥财政对 社会 资本的引导作用，加大财政对粤东西北金融的支持，促进省内金融资源均衡。

三是依据比较优势有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变“极化效应”为“扩散效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优化粤东西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第一，对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与港澳的重要窗口作用，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对于高人口密度的粤东西“沿海经济带”，应充分利用沿海海湾有利条件，加速打造汕头、湛江两个新的增长极，发挥辐射作用，协同引领周边区域发展。

第三，对于低人口密度的粤北山区，应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抓手，兼顾特色产业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为作者“行走中国的财政地图”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