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先生近照。

“不做完黄跋，我是不会走的。”这句话不时回荡在耳边，沈先生说得那么斩钉截铁，眼前似乎又闪现他轻薄的脸孔。

每次把沈燮元先生催急了，他就会这样回答我，我人造也就不可接他的话茬了，于是改问黄跋最近有何新发现，或许看到什么新的好书，化解一下前面的难堪。最近五年里，咱们通电话或许见面，谈到黄跋，说到最后总会产生相似的对话。其实，沈先生对黄跋出版的紧迫性应该早就看法到了，但以他的规范看，稿子还没到达他的需要。

一

我与沈先生相识时，他从事黄跋整顿已有二十多年。2005年9月，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读硕士，第一年在城外的仙林校区，过后中央比拟偏远，进城只要一趟公交车，不像如今通了轨交十分繁难，故很少进城。剩下两年迁进城里老校区，住在随园，去南图比拟繁难。最后我和沈先生并不看法，只在施谢捷教员的文字学课上，听他说他读书时上目录版本学课，请的是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沈燮元先生，每次他要去接沈先生来学校，帮助拿一包从图书馆借的古籍实物，辅佐教学。回苏州时期，我常去江氏文学山房（那时还叫文育山房新书店，开在沿河的小太平巷）访江澄波先生，他知道我在南京读书，会问起沈先生的状况，彼时因尚不相识，也就没有太在意。

湖州会议合影，左起：金程宇、宋平生、沈燮元、李军。

直到2007年秋，晚清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湖州陆氏“皕宋楼”国际研讨会在湖州举办。我跟着江庆柏教员一同去湖州参会，记得那年10月28日下午，我先去中央门客运站排队买票，结果发现三三两两，赶紧打电话给江教员说要不要一同先把票买了，江教员说还有两位同行者，要买四张票。买好票后，江教员就到了，另外两位姗姗而来，都是比江教员年岁大的老先生，一位是南师大的李灵年先生，个子不高，身体微胖，聊天后才知道他北大毕业，是吴组缃先生的弟子，钻研明清小说，曾和杨忠先生一同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另一位便是沈燮元先生，瘦高个子，年岁比李先生还要大些，背已微驼，过后曾经从南京图书馆退休二十多年，这一年他84岁。上车后，发现沈先生很健谈，尤其知道我是苏州人之后，他就开局用苏州话和我聊天，很开心的样子。

对于沈先生的家世，我所了解的状况，基本都是从他自己处听来的。沈燮元先生祖籍江苏无锡，世居陡门（今属洛社镇石塘湾），他出世在苏州石路，老宅前门在上塘街上，后门是鸭蛋桥，家里经商（如同是做羊毛生意）。记得有一次性他特地领我到南图工具书阅览室，拿着一本家谱目录说，他出世后家谱重修过，他的名字上过谱，翻查目录，陡门沈氏家谱美国犹他州的家谱图书馆里有收藏，国际还没查到。我不时记在心里，起初终于在辽宁省图书馆找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甲戌重修的《陡门沈氏宗谱》，他的名字赫然在焉。沈先生谱名景炎，燮元是字（潘景郑先生给他题词，下款化用同音的“雪园”二字，故沈先生晚年自号雪翁），后以字为名。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又请顾颉刚先生另取字——理卿，此事沈先生自己

诗经中赋比举合称是

赋比兴是《诗经》[1]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2]。 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 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和《回忆鲁迅先生》的写法有什么异同点?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与《回忆鲁迅先生》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记叙人物的点滴片段，来展现人物的风貌，读起来并不陌生。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具体讲什么？

王国维先生经典论著，论述了殷周相关制度变革。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 太皞之虚在陈 ，大庭氏之库在鲁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 ，少皞 与颛顼 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 。 惟史言尧都平阳 ，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 ，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 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 ；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 ，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 。 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 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 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 ，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 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 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 。 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 其于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 ，碁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 ，并有勋伐 ，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 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 文化既尔，政治亦然。 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 。 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 ；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 。 《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略述之。 殷以前无嫡庶之制。 黄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嚣之后，代有天下。 颛顼者昌意之子，帝喾者玄嚣之子也；厥后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 有天下者，但为黄帝之子孙，不必为黄帝之嫡。 世动言尧、舜禅让，汤、武征诛，若其传天下与受天下有大不同者。 然以帝系言之，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者也；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者也。 以颛顼以来诸朝相继之次言之，固已无嫡庶之别矣。 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 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 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 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立：此三事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 此盖《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 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既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 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 近保定南乡出句兵三，皆有铭：其一曰“大祖日已、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已”；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已、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此当是殷时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 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又孟子谓：“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 ”《吕氏春秋•当务篇》云：“纣之同母三人，其长子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 受德乃纣也，甚少矣。 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 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大子，大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纣故为后”。 《史记•殷本纪》则云：“帝乙长子为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辛为嗣。 ”此三说虽不同，似商末已有立嫡之制。 然三说已自互异，恐即以周代之制拟之，未敢信为事实也）。 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 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即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 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摄之，后又反政焉。 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 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 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 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 特如传弟即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 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 故有传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与之俱生。 其条例，则《春秋左氏传》之说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 年钧择贤，义钧则卜。 ” 公羊家之说曰：“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 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现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 ” 此二说中，后说尤为详密，顾皆后儒充类之说；当立法之初，未必穷其变至此。 然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 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 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 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 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 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 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 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 藉 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 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 周初宗法虽不可考，其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述者，则《丧服小记》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 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祢也。 ”《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 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是故有继别之大宗，有继高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祢之宗，是为五宗。 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 此制为大夫以下设，而不上及天子诸侯。 ”郑康成于《丧服小记》注曰：“别子，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者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也。 ”又于《大传》注曰：“公子不得宗君。 ”是天子诸侯虽本世嫡，于事实当统无数之大宗，然以尊故，无宗名。 其庶子不得祢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为别子，而其子乃为继别之大宗。 言礼者嫌别子之世近于无宗也，故《大传》说之曰：“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 ”《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适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此传所谓有大宗而无小宗也。 又若无适昆弟，则使庶昆弟一人为之宗，而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传所谓有小宗而无大宗也。 ”《大传》此说，颇与《小记》及其自说违异。 盖宗必有所继，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继别若继高祖以下故也，君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继先君，又何所据以为众兄弟之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 若然，则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与先公之子若孙间，仍无合之之道。 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诸侯之子，于其族曾祖父母、从祖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无缀属之法，是非先王教人亲亲之意也。 故由尊之统言，则天子诸侯绝宗，王子公子无宗可也；由亲之统言，则天子诸侯之子，身为别子而其后世为大宗者，无不奉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将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实则仍在也。 故《大传》曰：“君有合族之道。 ”其在《诗•小雅》之《常棣序》曰：“燕兄弟也。 ”其诗曰：“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大雅》之《行苇序》曰：“周家能内睦九族也。 ”其诗曰：“戚戚兄弟，莫通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 ”是即《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者，是天子之收族也。 《文王世子》曰：“公与族人燕则以齿。 ”又曰：“公与族人燕，则异姓为宾。 ”是诸侯之收族也。 夫收族者，大宗之事也。 又在《小雅》之《楚茨》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此言天子诸侯祭毕而与族人燕也。 《尚书大传》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终日。 大宗已侍于宾奠，然后燕私。 燕私者何也？祭已而与族人饮也。 ”是祭毕而燕族人者，亦大宗之事也。 是故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 《笃公刘》之诗曰：“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 ”《板》之诗曰：“大宗维翰。 ”《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 ”又曰；“宗子维城。 ”《笺》曰：“王者之嫡子，谓之宗子。 ”是礼家之大宗限于大夫以下者，诗人直以称天子诸侯。 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故不必以宗名。 大夫、士以下皆以贤才进，不必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独立之统系。 是以丧服有为宗子及其母、妻之服皆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曾孙为曾祖父母之服同。 适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于宗子之家；子弟犹归器，祭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敢私祭，是故大夫以下，君统之外复戴宗统，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 其次则为丧服之制。 丧服之大纲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 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恩而无义，而丧服之统紊矣。 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统系，其不能如周礼服之完密，则可断也。 丧服中之自嫡庶之制出者：如父为长子，三年；为众子，期。 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 母为长子，三年；为众子，期。 公为适子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子之长殇、中殇，无服。 大夫为适子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子之长殇，小功。 适妇，大功；庶妇，小功。 适孙，期；庶孙，小功。 大夫为嫡孙为士者，期；庶孙，小功。 出妻之子为母，期。 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为父后者，为其母，缌。 大夫之适子为妻，期；庶子为妻，小功。 大夫之庶子为适昆弟，期；为庶昆弟，大功；为适昆弟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昆弟之长殇，小功。 为适昆弟之下殇，小功；为庶昆弟之下殇，无服。 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昆弟之为父后者，期；为众昆弟，大功。 凡此皆出于嫡庶之制。 无嫡庶之世，其不适用此制明矣。 又无嫡庶则无宗法，故为宗子与宗子之母妻之服无所施。 无嫡庶，无宗法，则无为人后者，故为人后者为其所后及为其父母昆弟之服亦无所用。 故《丧服》一篇，其条理至精密纤悉者，乃出于嫡庶之制即行以后，自殷以前，决不能有此制度也。 为人后者为之子，此亦由嫡庶之制生者也。 商人诸帝，以弟继兄者，但后其父而不后其兄，故称其所继者仍曰兄甲、兄乙；既不为之子，斯亦不得云为之后矣。 又商之诸帝，有专祭其所自出之帝，而不及非所自出者。 《卜辞》有一条曰：“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 ”（《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五页，及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继考》）其于大甲、大庚之间不数沃丁，是大庚但后其父大甲，而不为其兄沃丁后也。 中丁、祖乙之间不数外壬、河亶甲，是祖乙但后其父中丁，而不为其兄外壬、河亶甲后也。 又一条曰：“囗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 ”（《书契后编》卷上，第二十页，并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于祖甲前不数祖庚，康祖丁前不数廪辛，是亦祖甲本不后其兄祖庚，庚丁不后其兄廪辛，故后世之帝，于合祭之一种中乃废其祀（其特祭仍不废）。 是商无为后者为之子之制也。 周则兄弟之相继者，非为其父后而实为所继之兄弟后。 以春秋时之制言之，《春秋经》文二年书“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 ”《公羊传》曰：“讥何？讥尔逆祀也。 其逆祀奈何？先祢而后祖也。 ”夫僖本闵兄，而《传》乃为闵为祖，僖为祢，是僖公以兄为弟闵公后，即为闵公子也。 又《经》于成十五年书“三月乙己，仲婴齐卒。 ”《传》曰：“仲婴齐者，公孙婴齐也。 公孙婴齐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 为兄后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人后者为之子也。 为人后者为之子，则其称‘仲’何？孙以王父字为氏也。 然则婴齐孰后？后归父也。 ”夫婴齐为归父弟，以为归父后，故祖其父仲遂而以其字为氏，是春秋时为人后者无不即为其子。 此事于周初虽无可考，然由嫡庶之制推之，固当如是也。 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 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矧在后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 先儒以微、箕为二国名，然比干亦王子而无封，则微、箕之为国名，亦未可避定也。 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 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 周人即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 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 ，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 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 ，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 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 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 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 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 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 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其效及于政治者，则为天位之前定，同姓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 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 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 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 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 其合祭也，则或是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数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 此于卜辞屡见，必非周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 虽《吕览》引《商书》言“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卜辞所纪事实，乃全不与之合，是殷人祭其先无定制也 。 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 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 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 古人言周制尚文者，盖兼综数义而不专主一义之谓。 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迩尊卑之分，则于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 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 说庙制者，有七庙、四庙以殊，然其实不异。 《王制》、《礼器》、《祭法》、《春秋谷梁传》皆言天子七庙、诸侯五；《曾子问》言“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荀子•礼论》篇亦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惟《丧服小记》独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 郑注：“高祖以下也，与始祖而五也。 ”如郑说，是四庙实五庙也。 《汉书•韦玄成传》：“玄成等奏：《祭义》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 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朝四而七。 ”《公羊宣六年传》何注云：“礼，天子诸侯立五庙。 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以下而七庙。 ”《王制》郑注亦云：“七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 ”则周之七庙，仍不外四庙之制。 刘歆独引《王制》说之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数者也。 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 ”是谓七庙之中，不数文、武，则有亲庙六。 以礼意言之，刘说非也。 盖礼有尊之统，有亲之统。 以尊之统言之，祖愈远而愈尊，则如殷人之制，遍祀先公先王可也。 庙之有制也，出于亲之统；由亲之统言之，则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亲，上不过高祖，下不过玄孙，故宗法服术皆以五为节。 丧服有曾祖父母服而无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过齐衰三月。 若夫玄孙之生，殆未有及见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过袒免而止，此亲亲之界也。 过是，则亲属竭矣，故遂无服。 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 此礼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庙之说也。 刘歆又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 ”《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