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查，中国适龄妇女生养志愿略有降低，生养行为变动比拟猛烈。

2021年以来，为照应国度三孩政策及配套允许措施的选择，各地纷繁探求可行的激励生养措施，四川省攀枝花市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为生养二孩、三孩家庭在购房方面提供4万元的政府贴补；北京市背阴区对区内多孩家庭优先配租公租房。

年轻人的生养志愿广泛不高。第一个将育儿补贴扩展到教育和购房范围的临泽县，在2021年6月颁布关系问卷，学龄前及上学时期孩子无人率领、经济压力大、生养老本高、教育投入大、购房压力大、务工压力大被作为不愿生养三孩的重要选项。

针对调研反应的难点，临泽县于9月15日给出解法：宣布除育儿补贴金外，将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对生养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置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贴补。张掖市关系担任人通知南边周末记者，目前仍是政策运转的初期阶段，详细功效还有待观察。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树立局任务人员则示意，目前已和本市五家房地产企业达成协作，该市生养二孩、三孩家庭在购置新建商品房时将有购房活动。此外，拟建3000套保证性租赁住房，分三期树立，总投资约8.1亿元。

现有的育儿补贴政策，均从育龄人群的“痛点”切入，间接提供资金允许，在住房、教育两大畛域给予协助。南边周末记者咨询了上述中央政策的牵头单位，试图探求政策制订面前的要素和实施状况。

作为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的市区，攀枝花市6月12日出台关系政策。在该市多部门的书面回复中，南边周末记者了解到，育儿补贴面前，是一座市区关于扩小孩儿口规模的渴求。

位于四川西南的攀枝花，在开发之初便是一个以矿产品开发应用为主的市区，须要少量的劳能源。该市人社局指出，作为资源型市区，2010年以来，攀枝花人口增长缓慢，从业人员和上档次人才散失、重生儿出世率偏低和老龄化重大等疑问矛盾日益凸显，人口规模无余疑问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开展

三孩放开后，哪些人可能是生娃主力？人口学专家这样解读

5月31日下午，一条重磅新闻发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这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生育政策在保证数量限制的前提不变下，生育空间进一步宽松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说。

“二孩”效应正逐步减弱的当下，哪些人更愿意生三孩？

“十四五”或有望实现自主生育

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

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坦言，“二孩”效应正逐步减弱。这也符合学界长期以来的观察，近年来，不断有放开生育的呼声。为何此次政策调整，仍控制在“三孩”范围内？

“人口规模上来讲，中国仍然是有庞大的人口总量，”她表示，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中国有限的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紧约束的关系仍然存在。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下一步政策走向应该是自主生育，“十四五”期间实现自主生育“应该没问题”。

哪些人群是生三孩主力？

在宋健看来，三孩生育意愿“因人而异”。“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现在生育意愿本来就有点偏低，如果放开三孩，国家层面上是把生育空间变大了，但个体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空间，还有待观察。”她说。

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而宁吉喆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从学界到政府层面，近年来的研究多次印证了这一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社会 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庄亚儿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

数据显示，根据2017年调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15-49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仍占绝对主导地位，0孩、1孩、2孩、3孩、4孩及以 上的比例分别为0.7%、12.1%、79.7%、5.9%和1.5%。

该作者发现，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较高生育意愿育龄妇女比例约为9.3%，这部分人群中，相当比例妇女的生育意愿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仍未能得到满足。

其中，未上过学的妇女该项比例达到33.4%，西部地区( 13.5%) 约相当于东北地区(1.7%) 的8 倍。在至少生育过2个孩子的妇女中，前2个孩子均为女孩妇女的该项比例( 45.6%) ，远高于前2个孩子均为男孩(16.6%) 以及1个男孩1个女孩( 14.6%) 的相应比例，反映了男孩偏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维吾尔族、 彝族和藏族妇女中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比例约为总体平均水平的2~5倍。

作者分析，平均理想子女数与出生年代的早晚呈反向变化关系，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随曾生子女数的增加而上升，随家庭收入的增高而下降，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大于非农业户口妇女，非独生子女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大于独生子女妇女。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理想子女数的变化情况判断，在未来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理想子女数仍将继续保持稳定。”该作者认为。

三孩家庭需要哪些支持？

今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对三孩政策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些家庭可能需要哪些支持？宋健认为，这些配套支持措施和全面二孩下的“差不太多”，性质上一样，但在“量”上要有更多的要求。

例如，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很高，生三孩对家庭经济压力更大。“相关的生育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养育和教育成本的降低，可能就迫在眉睫。”她说。

类似的还有就业政策。“能不能保就业？能不能稳就业？”在宋健看来，虽然国家已提出多年，也一直很重视，但这方面相关措施可能还得做得更细些。

今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为什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为0.34‰。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2015年，中国的年早敬出生人口数都在1600万之上。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 2017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 2018年之后，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势能基本释放，出生人口出现下行趋势。 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了1523万人。 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下降到1465万人。 2020年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当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 2021年出生人口又较2020年下降了138万。 为什么中国2021年及近几年出生人口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低生育率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前生育政策的重点是什么？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翟振武表示，育龄妇女总体规模下降、当代年轻人婚育推迟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意愿下降是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也压抑了部分的生育需求。 长期来看，我国的生育数量将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我国的生育率回升仍有一定的空间。 当前的重点要关注支持生育的配套政策，建设生育友好的总体环境。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 据中国网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三方面原因南都：为什么这几年的出生人数持续大幅度下降？翟振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龄妇女的人数这几年在大规模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假定生育率不变，出生人口也会大量减少。 大约在1984-1990年之间，我国曾经存在一个生育的高峰，当时中国出生了一大批孩子，最多的一年生了2529万人（1987年）。 这一批出生人口的生育期大致上应该是在2010-2020年之间。 可以看到，2010-2015年之间，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还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育龄妇女的规模比较大。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实施，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开始大幅减少。 这意味着，在大约20-30年之后，我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的数量也会快速下降，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个变化——育龄妇女数量开始大幅下降，这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年轻人婚龄、育龄的不断推迟。 之前，年轻人差不多23岁就结婚，在二十四五岁生育了第一个孩子。 但目前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6岁多，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 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的进程中，出生人口会较之前下降。 第三个原因是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生育意愿降低。 这种下降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变化过程。 而且，这几年，很多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还在进一步强化，这也推动了生育率走低。 举例来说，我国人均收入已经从2000年的几千美元达到了2020年的一万美元，过去20年，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10倍。 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提升很快，大量年轻人进入大学读书深造。 城市化水平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大约64%。 这些都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社会发展因素。 另外，也不要忽视生育本身直接相关的因素——生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包括房价、生活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等。 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生一个孩子完全不是以前“多加一把米”的概念。 二十三四岁，刚刚大学毕业，如果读研，毕业就更晚，要面对就业压力，工作几年才能打好经济基础，结婚可能也会比较晚。 现在流行一个词“躺平”，都躺平了还怎么考虑生孩子。 这些都是过去十几年快速变化的影响生育的因素。 针对最近这两年的特殊情况，我想还要加上一个特别的影响因素——新冠疫情大流行，一些人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也推迟了生育计划。 南都：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下降，是否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会更加明显呢？翟振武：我国育龄妇女的规模未来几年还是会继续下降，但是下降了几年之后，会处于一个平台期，不会继续大幅度下降，可能还会有所回升。 出生人口简单讲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生育妇女的人数，二是生育率的变化。 如果生育率保持不变，育龄妇女的规模回升，那么出生人口数字也会回升。 但长期来看，我国的生育率今后恐怕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欧美、东亚现代化的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 低生育率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仍然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可能是大势所趋。 各种降低成本、支持生育的配套社会经济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生育率，要看政策落地的效果，但要想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比如将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恐怕是做不到的。 我国生育率水平仍有回升空间和潜力南都：在之前的生育政策调整时，学界认为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潜力，这种空间和潜力现在还有吗？翟振武：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在1.8-1.9左右的水平上。 这意味着，很多人是想生2个孩子的，有人只想生1个孩子，还有人想生3个孩子，但是最后结果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当年的总合生育率只有1.3。 所以各类生育配套政策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空间。 各类生育支持政策还应该以更大力度实施，包括出台新的政策，加强现有政策的落地。 虽然有空间，但我们也要看到，生育率提升的幅度可能很有限。 南都：出生人口数量未来会不会持续下降？可能还会回升或者波动？翟振武：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不一样，出生人数受每一年的各种情况影响很大。 短期内我认为疫情过去后，出生人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回升的幅度不会很大。 未来，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育龄妇女的总体规模如果有回升，出生人数也会有一定的回升。 长期看，出生人数将处于下行的趋势。 南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对2021年出生人口有何影响？翟振武：三孩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5月第一次公布的。 2021年出生的三孩都是在政策出台以前就已经怀上的，严格讲和三孩生育政策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三孩生育政策的效果至少要看2022年，但是2022年如果疫情仍然是大流行，可能又会压抑掉部分的生育需求。 三孩生育政策其实更是一种政策取向，要看长期。 人们生二孩都有很多顾虑，生三孩的情况本来就很少，估计能增加的出生人口仅有5%，之前我们也做了分析，因为三孩政策一年多出生的孩子可能也就四十万左右。 三孩放开会不会生育率就提高很多？恐怕不会。 我觉得现在生育政策调整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生育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这是更重要的。 低生育率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南都：在之前生育政策调整时，你更主张平稳地过度。 现在生育率持续下降是不是一种突降，是否是另一种不平稳，这种状况会有什么冲击？翟振武：出生人数下降比较快，这意味着总体上老龄化的速度会提高，会加重老龄化的各种对社会、对家庭的挑战。 比如，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家庭养老的问题会更突出。 另一方面，出生人数下降较快，意味着未来15年后，进入社会的劳动力规模也会缩减，这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 我们需要通过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过程。 可以说，出生人数下降加重了挑战的严峻性，但我们可以采取各个方面的政策来努力应对。 南都：在人口学看来，目前的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警讯吗？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讯号？您认为普通公众要怎么理解低生育率这件事？翟振武：我想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低生育率。 第一，低生育率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这是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挑战。 第二，低生育率要引起我们的警觉，总和生育率1.3或者更低的水平，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认为，如果生育率能够维持在1.5-1.6这样的水平，会更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生育率是偏低了。 第三，现在各方面的生育支持政策还很不足，生育率的回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政策如果实施得好，生育率还是有望一定程度回升。 一些欧洲国家曾经生育率也跌倒了1.3-1.4，但很多已经回升到1.6左右，北欧国家也有回升到1.8左右的水平。 低生育率，乃至于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希望这种变化的速度慢一点，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各方面政策，来适应低生育率和老龄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三孩政策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人口专家过去提出了很多的政策建议，认为越快、越早放开生育政策越好，国家对此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一起来看看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1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三孩”政策。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三孩政策必然涉及到住房问题，小户型诸如90平方米远远不够，即便120平方米的户型也还是不够，因为户型不是简单解决小孩子居住等问题，一些功能用房也要增加。所以预计传统的“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90—144平方米中户型、144平方米以上大户型”的户型分类格局会转变。这对于一些主打大户型的房企来说显然是利好。而这个过程中，一些金融贷款政策、税费政策等也会有所变化，这都会形成一系列的调整。第三、人口政策势必影响相关产业，包括住宅业、建筑业、托幼业、家居业、教育业等都会受到利好，自然也会在A股市场上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开发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后2

三孩政策背后：自然增长率一路下滑

5 月 11 日，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共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万人相比，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 下降 0。04 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 10 年来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尽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我国人口近 10 年的平均增长率降幅不大，但是最近数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在快速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尚有 12。43 ‰，这一数字到 2019 年已经下降到 10。48 ‰。

杨舸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背景，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虽然最近 10 年人口总量继续低速增长，但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数据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相应的生育率下滑趋势也非常明显。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 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也就是说会出现人口世代更替的减少。

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点，也有可能由于出生率的一路走低而更快到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自然人口增长率下跌速度很快，已经从 1999 年的 8。18 ‰下跌到 2019 年的 3。34 ‰。目前，很多城市面临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从目前的人口增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此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节点（2027 年前后），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因此放开生育政策，让更多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能够生育，这是避免人口负增长过早到来的一个手段。 杨舸说。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指出，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 十四五 时期预计将是 21 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 十五五 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 拐点 。

他在文章中表示，迈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程需关注的先导性议题，深刻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量、消费者需求量等。

放开三孩生育会带来什么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杨舸认为，首先，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3。5%，这个占比较此前预估的更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程度出乎大家的意料。如果要减缓老龄化的进程，提高生育率是目前能够做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从我国的人力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规模优势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下，我国能够通过双循环来实现经济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我国的人口规模优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也就是与 2010 年相比，16 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4000 多万人。但是应当看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达到 8。8 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出台。

杨舸表示，目前来看，能否和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出现一个生育小高峰类似，出现 三胎红利 ，这还不好说。因为根据此前的生育意愿调查，有生育三孩意愿的家庭整体比例非常少。因此，需要一些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的衔接来促进生育。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杨舸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些政策的覆盖面是很广的，因为改善生育率是一个体系工程，从恋爱到结婚组建家庭，到孕产期，再到儿童成长，整个过程都需要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所以相关的配套政策也需要逐步建设。

杨舸认为，目前放开三孩生育政策，这是一个政策的起点，也是一个政策信号，未来会逐步把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女性劳动权益、妇幼保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康的婚恋教育引导等，都会慢慢建立起来。

三孩政策需要更好的配套措施

社会期盼已久的三孩政策终于在 5 月 31 日正式推出。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显严峻的当下，如何有效提振生育率，或将成为未来两三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此时推出三胎政策，可谓顺天应人。

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的是，如同任何社会政策的顺利执行都少不了配套措施一样，三胎政策推出后，社会应该积极考虑为愿意继续生育的父母们提供必要及有力的支援。

那么社会需要准备哪些配套措施呢？我们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致梳理出来。从家庭政策的角度看，夫妻的生育意愿之所以能转化为生育行为，除了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在一个现代社会之中，更重要的是对生育行为的成本收益考量。这主要包括了对妈妈职业生涯的冲击以及小孩出生后的养育成本两个方面。众所周知，在 全面二胎 推出后的几年来，生育率曾短暂上升，但之后又迅速回降，尚未达到当初的政策目标。这当中的原因，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学术研究，无不指向工作压力与生活成本。因此，配套措施的提出，必须能直接对应这些考量和影响因素。

首先是生育成本谁来负担的问题，尤其需要重视产假给女性带来的就业歧视。不必讳言，一些企业在招聘时 重男轻女 ，据观察，这种情况在 全面二胎 后有所增加。一些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很可能会因为这种考量而在求职中被刷走。很多企业的考虑是：招一位未婚未育的女职工回来，三年合同内要是生两个，先不算孕期多种不便，产假加在一起就有可能放一年，这期间的工作谁来承担呢？于是倒推一下，干脆等她们生完孩子再聘请，就成为很多企业 HR 的现实选择了。这种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生育意愿，更在现实中逼出了部分要求女职工承诺合同期内不生育的 灰色条款 。

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生育成本该由谁承担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之中，社会不应再幻想通过呼吁企业社会责任来彻底解决问题。我们的生育保险及产假制度，实际上是要求企业为职工个人的生育行为埋单，但对女职工的就业歧视说明不少企业想把这个成本转移回职工的家庭。正是劳资双方把生育成本如此 踢皮球 ，使一些年轻父母陷于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焦虑纠结之中。事实上，大部分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都没有生育保险，尤其在一些低生育国家，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产假带来的成本均由财政承担。生育成本财政支付，这应是三胎政策最基础性的一项配套措施。

其次是幼儿照护问题。很多人用 一孕傻三年 来形容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妈妈工作效率低，但没有认真想其中社会应承担什么责任：正是因为幼儿需要照护，但社会没有伸出援手，所以让妈妈忙不过来。幼儿照护往往有两个阶段：在 0—3 岁的婴幼儿阶段，很多家庭都是通过让老人带孩子的方式来解决育儿问题；4—6 岁的学前阶段，孩子通常会上幼儿园，但不少城市的公办幼儿园都存在着学位不足等问题，许多职工家庭只能送孩子去上价格较贵的民办幼儿园了。

从配套措施的角度来看，首先应确保老人带小孩这个选项不受政策改革的影响。这里要关注延迟退休改革——很多年轻夫妇正是靠五十多岁刚退休的祖母或者外婆来带小孩。如果这些祖母外婆推迟到六十岁以后才退休，不但子女错过了最佳生育年轻，她们也可能不够精力带小孩了。当然，如果讨论的是第三胎，这一点的影响较轻。其次是义务教育能否向学前阶段覆盖的问题。例如，要么把大量的民办幼儿园进行公有化改革，以公办价格招收学前儿童；要么也可以 钱跟人走 的方式，让家长凭出生证为小孩办理入托，国家出钱承担其基本托费。

第三是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尽管我国有义务教育法，但不少家庭都会认为，现在把一个小孩养大过程中负担最重的是教育成本。这个问题的根源是高端民办学校跟公办中小学在教学资源上拉开了一定差距。在很多沿海大城市，能考进公办名牌高中继而上好大学的，往往有较高比例是高端民办初中的毕业生。在一些高端民办学校招生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有 职普比 1 比 1 的限制，一些公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可能只能上职中，这种现实显然会让很多工薪家庭感到沮丧。

解决之道其实一目了然，就是打破高端民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参考国际经验，应该设定高端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升学率限制区间。当公办与民办学校升学率距离被拉开，应由政府加大资源投入，直至公校的升学率回升到公众可接受的范围以内。

以上三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似乎分别属于短期、中期及长期的内容，但就一个措施从执行到其效果彰显的时间差而言，都没有给整个社会留下太多的犹豫空间。如果这些措施能尽快拟定及出台，社会应可积极展望三胎政策发挥其最大的效用。